習近平總書記是2018年1月11日在中共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的講話中引用這一名言的。習總書記說：“古人說，‘內無妄思，外無妄動’。黨的領導干部更要對組織和人民常懷感恩敬畏之心，對功名利祿要知足，對物質享受和個人待遇要知止。‘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蘇軾的這份情懷，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為珍貴的。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想通這個道理，就一定能夠以身作則、以上率下，以清廉養(yǎng)浩然正氣。”

　　“內無妄思，外無妄動”這句話的出處，是南宋理學家朱熹與其弟子問答的語錄匯編《朱子語類》。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謚文，世稱朱文公。宋朝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后世尊稱其為朱子。其理學思想在元、明、清三朝被奉為正統(tǒng)，在當時以及后世都有著深遠的影響。朱熹著述頗豐，有《四書章句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說》《周易讀本》《楚辭集注》等，后人輯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語象》等。

　　《朱子語類》是朱熹與其弟子問答的語錄匯編。具體到“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則見于《朱子語類》卷十二《學六·持守》。該則語錄的全文是：“問：‘敬何以用工（功）？’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它記錄的是朱熹與其弟子的學生潘柄之間的一段問答。潘柄問朱熹該如何在“敬”上下功夫。朱熹的回答是要想做到“敬”，最重要的就是兩點：在內，是要做到不妄思，也就是不要產生那些荒謬的、不合理的、非分的想法；在外，是要做到不妄動，也就是不要有那些荒謬的、不合理的、非分的行動。做到這兩點，就是“敬”了。

　　從完整的語錄可以看出，“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是關于“敬”要做的功夫；所以，要想真正理解“內無妄思，外無妄動”的內涵，就要對以下幾個問題進行抽絲剝繭地梳理：第一，什么是“敬”？為什么儒家對“敬”如此重視？第二，什么是“妄”？為什么做到“敬”要在“內無妄思，外無妄動”上下功夫？

　　我們先說第一個問題：什么是“敬”，以及為什么包括朱熹在內的儒家學者對“敬”如此重視。

　　從字源上說，“敬”是一個會意字。左邊我們今天看是個茍且的茍，實際上古代是個“茍”字，音“jí”，意思是自我約束；右邊的反文是個“攴”(pū)字，是敲打的意思。《說文解字》對“敬”的解釋是：“敬，肅也。”另外，在解釋其他的字意時，《說文解字》也多處涉及到了“敬”字，比如說到“肅”，許慎說“肅者持事振敬也”；說到“忠”，許慎說“忠，敬也”；說到“戁”，許慎說“敬也”；說到“憼”，許慎說“敬也。恭肅也”。從字源，以及相關的文字解釋中，我們就可以推知，所謂“敬”，就是一種尊重、禮貌、嚴肅、恭謹?shù)膽B(tài)度，其核心就是要有所約束，這種自我約束，來自于自我內心的規(guī)矩，也來自于外在的準則規(guī)范。

　　自先秦時起，儒家就對“敬”非常重視。在《論語》《禮記》等典籍中，孔子多次提到“敬”，比如說到“孝”，孔子就認為，“敬”是“孝”的最核心的內容，所謂“今之孝者，是謂能養(yǎng)。至于犬馬，皆能有養(yǎng)，不敬，何以別乎？”意思是現(xiàn)在人們把能養(yǎng)活父母就說成是孝，可是人們對于牛馬之類也是能養(yǎng)活的。如果對父母不敬，那和養(yǎng)活牛馬又有什么區(qū)別呢？在《孝經》中，“敬”字又成了從對父母的“孝”拓展為對國君的“忠”的一個關鍵環(huán)節(jié)：“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用奉事父親的行為來奉事母親，其親愛是一樣的；用奉事父親的行為來奉事君主，其恭敬也是一樣的。所以，對母親要重視愛，對君主要重視敬，對父親則是兩者兼?zhèn)洹Ｒ虼?，用侍奉父親的孝道來侍奉君主，必能做到忠誠；用敬順兄長的悌道來侍奉上級，必能做到順從。它是人臣侍奉君主的本分，如《大學》就說“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實際上，也不僅是臣下對待父母和君主，“敬”也被儒家作為為人處事的一種行為準則，廣泛適用于幾乎一切人倫關系中，以及自我修養(yǎng)的標志和提高自我修養(yǎng)的手段，比如子路問君子，孔子的回答就是“修己以敬”。

　　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對“敬”的重視也被后世儒者所繼承，并且在宋明理學家哪里被格外凸顯出來。比如程頤就說“涵養(yǎng)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認為“敬”是達到善的至關重要的手段。朱熹作為二程的傳人，對“敬”的內涵又做了更為深入的闡發(fā)，說“敬是戒慎恐懼之義”，是“身心收斂”“不敢放縱”之意。

　　說過了“敬”，我們再說“妄”。從字源上說，有人說“妄”是個形聲，《說文解字》就是這樣解釋的：“妄，亂也，從女，亡聲”；不過也有人說它是個形聲兼會意字，所會之意就是“亡女”也就是逃亡的女子。這個解釋我們認為是比較合理的，一個逃亡中的女孩子，心里很著急，恨不能馬上能找到擺脫困境的方法，所以就會作出很多胡亂的舉動，只有這樣，“妄”和“亂”之間的關聯(lián)才顯得比較清晰。由這個“亂”，又引申出胡亂、狂亂、荒謬、荒誕、不合理、不切實際等義項。

　　“妄”是“亂”，那么相應地，“妄思”，就是荒謬不合理的想法；“妄動”就是荒謬、不合理的行動。當然，我們判斷“合理”與“不合理”，“荒謬”與“正確”，都離不開一定的標準。這個標準，在儒家而言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合乎“禮”。其實，對于朱熹“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孔子很早就有一個類似的說法，那就是當顏回向他請教怎樣才能做到“仁”時，孔子和顏回的一番問答：“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問怎樣做才是仁。孔子說：克制自己，復歸于周禮就是仁。一旦人們能夠克制自己復歸周禮了，天下就復歸于仁了。追求仁道完全在于自己，而不是由他人決定的。顏回又問怎樣才能做到“克己復禮”，也就是“克己復禮”要從什么地方做起，孔子就告訴顏回：“非禮勿視”也就是不合于禮法的現(xiàn)象不要看；“非禮勿聽”也就是不合于禮法的聲音不要聽；“非禮勿言”也就是不合于禮法的話不要說；“非禮勿動”也就是不合于禮法的事不要做。作為孔子最優(yōu)秀的弟子，顏回當然聽明白了，于是就當著孔子表了決心：我顏回雖然腦子不聰明，但也一定堅決照著執(zhí)行。對比“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我們能夠很清晰地看到朱熹“內無妄思，外無妄動”之間的繼承關系。所不同的是，孔子比較強調的是對外在行為的約束，而朱熹則強調內外兼修，甚至更強調內在的自我約束，而強調的原因，主要是宋明時期的理學家原本就是沿著思孟學派來的，而思孟學派相較于其他儒家學派，本來就更強調心性，強調內心的自我檢束。

　　內在的力量是自我內心的啟發(fā)。自省是中華傳統(tǒng)性格中的一個重要特質，如曾子所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這就是靠自己內心的反省及時發(fā)現(xiàn)錯誤。

　　外在的力量來自于觀察和傾聽。大多數(shù)人每天都要接觸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我們應該開拓視野，善于觀察，見到好的就去學習，見到不好的就用來警戒自己。特別是現(xiàn)在這個傳媒發(fā)達的時代，我們能了解到大善大惡、小善小惡的幾率大幅度提高，個人從善戒惡的參照體和機會也隨之增加，如此就更應當培養(yǎng)自己觀察和學習的習慣。善于傾聽，就要多聽聽家人的話、朋友的話、同事的話這一類來自我們身邊的聲音，要聽陌生人的聲音，甚至要聽對手的聲音。有個寓言說，每人身上都有兩個袋子，一個用來裝他人的錯誤，一個用來裝自己的錯誤，前者掛在身前，后者系在身后。“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們的不足在哪里，旁人常常比我們自己看得更清楚。認真聆聽、思考他人的意見和建議，如果確實如此，那我們收獲的是無價珍寶；如果是別人誤會了，也可以用來勉勵我們自己。

　　朱熹強調“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是有其深沉的社會寄托的。朱熹所在的南宋王朝，正是內憂外患交織的時代：對外，由于高宗和秦檜等人的妥協(xié)退讓，強敵金兵不斷南侵，南宋王朝受到嚴重威脅；對內，統(tǒng)治者為了支付浩大的軍費和賠款，加緊搜括人民；國家政令反復無常，人民無所適從，民不聊生，到處爆發(fā)農民起義，整個國家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都顯得十分尖銳。作為一名儒家思想的繼承人和發(fā)展者，朱熹非常希望統(tǒng)治者用“修德行”的方式治理國家，使皇帝及其大臣領會“內無妄思，外無妄動”的精神，進而拯救南宋王朝的危難處境。他主張熟讀《大學》，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來統(tǒng)一人民的思想和意志；他希望通過《大學》的教育使皇帝振作起來，并使其成為實踐封建道德的榜樣，用賢修政，發(fā)憤圖強，重建大宋帝國。他的許多政治主張，由于各種原因，雖不能得到皇帝的接受，但在當時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特別是元明清三朝將其定位儒家正統(tǒng)之后，對于構建社會共識、穩(wěn)定社會秩序，以及中華民族重氣節(jié)、重品德、重自我節(jié)制的文化傳統(tǒng)的形成，具有不可否定的歷史作用。直到今天，這種思想對于我們的進德修業(yè)也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