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的講話中引用的名言。習總書記說：“古人講，‘禁微則易，救末者難’。這些年，我們總結(jié)黨的歷史經(jīng)驗和從嚴治黨新要求，提出并實踐監(jiān)督執(zhí)行‘四種形態(tài)’，在高壓震懾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錯誤甚至犯嚴重錯誤的干部，主動向組織講清楚問題，得到寬大處理；一些游走在違紀邊緣的干部受到警示，懸崖勒馬、迷途知返；還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懼、守底線，真正體現(xiàn)了黨的政策和策略，體現(xiàn)對干部的最大關(guān)心和愛護。”

　　“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一句出自南北朝時期范曄所著《后漢書·桓榮丁鴻列傳》。這句話的意思是：抑制不良之事于萌芽階段很容易，到釀成大禍時再來挽救就很困難了。

　　范曄（398年—445年），南朝宋史學家，字蔚宗，順陽（今河南南陽淅川縣）人。范曄出生于一個有著深厚學養(yǎng)的家庭中，其曾祖范汪、祖父范寧、父親范泰，皆是名重一時的大學者。范曄本人自幼好學，博涉經(jīng)史，是公認的少年才俊。南朝劉宋時代，范曄始出仕，歷任宋武帝相國掾、彭城王劉義康府冠軍參軍轉(zhuǎn)右軍參軍、新蔡太守、司徒從事中郎等，死前累遷至左衛(wèi)將軍，太子詹事，后因加入彭城王謀反陣營被處死。他自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開始撰寫《后漢書》，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謀反罪被殺為止，寫成了十紀，八十列傳。原計劃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漢書》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劉昭從司馬彪的《續(xù)漢書》中抽出來補進去的。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東漢的漢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它博采眾書而進退允當，篇幅宏大而結(jié)構(gòu)嚴謹，思想淳正而旨意精深，在眾多的史學著作中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所以后世往往將它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并舉，合稱“前四史”。

　　不過，盡管“禁微則易，救末者難”這個警句出自《后漢書》，但范曄實際上只是這句話的記錄者。說出這話的人，是東漢名儒丁鴻。丁鴻，字孝公，潁川郡定陵縣（今河南漯河市舞陽縣北）人，東漢開國功臣陽陵侯丁綝長子，生年不詳，卒于公元94年。他早年師從大儒桓榮，學有所成后，又千里游學，增長了學問和見識。父親死后，襲封父爵，在封地辦學，受漢明帝賞識，被召入朝。漢章帝時，曾親自在北宮白虎觀召開會議，論定五經(jīng)異同，史稱“白虎觀之會”。參與會議的除丁鴻外，還有賈逵、桓郁、成封等一些名儒，在這次大會上，丁鴻以其高才卓見受到漢章帝以及與會群臣的贊嘆，被稱為“殿中無雙丁孝公”。此后遍歷校書、少府、太常、司徒等職。任職期間，丁鴻曾多次對朝廷所存在的種種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與建議，本篇所引用的“禁微則易，救末則難”，就是他針對大將軍竇憲權(quán)勢熏天、驕橫跋扈的問題，建議和帝及早應對，以免給國家造成嚴重后患為主題的一封奏疏上的文字。

　　說到竇憲，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大名鼎鼎。毫無疑問地，他是中國歷史上最杰出的軍事將領(lǐng)之一。他統(tǒng)率中原軍隊大破匈奴，迫其西遷，威名震動大漠南北，他所奠定的中國北疆新格局，對于中國邊疆統(tǒng)一，對于中華民族的融合進程，都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歷史功績不容抹殺。范曄說他“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比鞮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的確是客觀真實的評價。但與此同時，竇憲也把東漢兩大痼疾之一的“外戚專權(quán)”演繹到了無以復加。竇憲是東漢開國功臣、云臺二十八將之一的竇融的后代，章德皇后的兄長。漢章帝建德三年，章德皇后被立，此后不久，竇憲就被提拔為虎賁中郎將，從那時起就開始恃寵欺人，令朝堂側(cè)目。漢章帝死后，竇太后臨朝稱制，竇憲更以侍中的身份，內(nèi)主機密，外宣詔命，威權(quán)一時無兩，而他也借此權(quán)勢身份，多為不法之事。及至大破匈奴，被封為大將軍，位列三公之上，其貴重顯赫，更是傾動京師。他本人把攬朝政，跋扈恣肆；親屬黨羽也倚仗竇憲權(quán)勢，為非作歹，隨著和帝年齡漸長、心智日益成熟，為了更長久而穩(wěn)定地把持朝政，他們甚至陰謀叛逆，準備對和帝不利。

　　面對竇憲及其黨羽的種種不法，身為大漢忠臣的丁鴻非常憂慮。公元92年，天上發(fā)生日食。東漢盛行讖緯災異之說，按照當時人的理解，天上的災異往往與人間特別是朝廷的事務存在著對應與關(guān)聯(lián)。丁鴻就以此上書皇帝，指出竇家權(quán)勢對國家造成了危害，導致出現(xiàn)日食的不祥征兆，建議迅速改變這種狀況。在這篇奏疏中有一段名言：“若敕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兇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云蔽日之木，起于蔥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于微細，以致其大。”意思是：如果整頓朝政，反躬自責，在事故或災害尚未發(fā)生時就預防，那么邪惡妖妄便會消失，災禍消除而福氣聚攏了。損壞山崖破壞巖石的水，來自細小的流水；高入云霄遮蔽太陽的樹木，從嫩芽開始生長。抑制不良之事于萌芽階段很容易，到釀成大禍時再來挽救就很困難了。沒有一個人不是忽視了細微之事，而導致它發(fā)展壯大的。作者通過泉水和樹木的形象比喻，強調(diào)了“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的為人處世態(tài)度，其中蘊含的對認真、謹慎與敏銳洞察力的推崇，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漢和帝本來就對竇憲驕橫不法的情況非常不滿，接到丁鴻的上奏，更加堅定了除掉竇憲勢力的決心。此后不久，和帝抓住有利時機，剪除了竇憲的黨羽，并派人收回竇憲的大將軍印綬并迫令其自殺，避免了一場政變大禍。

　　“禁微則易，救末者難”這句話當然是丁鴻的原創(chuàng)，但其中所蘊含的智慧，卻非丁鴻所獨有。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在我國古代，強調(diào)或凸顯事物發(fā)展變化的過程中見微知著、防微杜漸的故事有很多。唐代大醫(yī)家孫思邈則將醫(yī)生分為上中下三等，將疾病分為“未病”“欲病”“已病”三個階段。醫(yī)術(shù)最高超的醫(yī)生治療的是尚未發(fā)病之時的身體，即“未病”；醫(yī)術(shù)次之的醫(yī)生是治療即將發(fā)病之時的身體，即“欲病”，醫(yī)術(shù)最不精明的醫(yī)生是治療已經(jīng)發(fā)病時的身體，即“已病”?！尔i冠子?世賢第十六》中記載了扁鵲三兄弟的故事，原文說：“（魏文王）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y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于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閭。若扁鵲者，镵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閑而名出聞于諸侯。’” 魏文王問名醫(yī)扁鵲說：“你們兄弟三人，都精于醫(yī)術(shù)，到底哪一位最好呢？”扁鵲回答：“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問其原因，扁鵲說：“長兄治病，是在病情發(fā)作之前；中兄治病，是在病情初起之時；而我治病，是在病情嚴重之時。”

　　及時掐滅“小惡”的苗頭不僅要靠他者的監(jiān)督，還要憑自己的洞察力和能用發(fā)展的眼光“管中窺豹”的能力，做到及時止損和懸崖勒馬。

　　成語“管寧割席”的故事，恰恰是及時抑制了不良之事的事態(tài)，將其負面影響降至最低的正面例子。《世說新語》的原文這樣說：“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觀。寧割席分座，曰：“子非吾友也。”此時，管寧與華歆的關(guān)系尚且純粹，師出同門，僅是同學罷了，沒有多少利益糾紛。然而，倘若管寧對這兩件事情莫不關(guān)系，對華歆聽之任之，甚至對他兩次事件中暴漏出的人性：視財如命和追名逐利沒有警覺的話，那么，很難說日后不會出現(xiàn)“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的情況。

　　于此相反，沒有及時在萌芽階段抑制不良之事，最終釀成大禍導致國家滅亡的反面例子亦有不少，其中最典型的莫過于“象箸之憂”了。當年紂王使用象牙筷子，箕子見了覺得害怕。因為箕子認為，紂王用了象牙筷子，必然會不用陶杯，改用犀角做的杯子；用了象牙筷子，玉杯，必然不會吃粗糧菜蔬，而是去吃山珍海味；山珍海味必然不能穿著粗布短衣，坐在茅屋中吃，一定要穿著華貴的衣服，坐在寬廣的屋子，高高的亭臺上吃。過了五年，紂王果然造了酒池肉林，設(shè)了炮烙的酷刑，并因此而亡國?；觾H憑一雙象牙筷子就推斷出了國家將要滅亡，可謂“以小見大”，然而紂王剛愎自用，不能納諫采言，故而有識之士只能眼睜睜看著國家走向衰亡，著實令人唏噓。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實現(xiàn)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各項目標任務，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目標，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把我們黨建設(shè)好。因此，黨風廉政建設(shè)和反腐敗斗爭，始終是黨的建設(shè)的重大任務。堅決遏制腐敗現(xiàn)象，就要做到從嚴治黨，不斷提高黨的領(lǐng)導水平和執(zhí)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增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堅強領(lǐng)導核心。